课上语言老师教这些新的印度雇员们讲英语时如何掩饰他们的印度口音，而以美国、加拿大或英国口音代替-----这取决于他们将同世界的哪一部分对话。学生们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读一段绕口令来柔化他们的t音，打卷r音。

表面上，这是一群人为了能在平坦的世界竞争而铲平他们的口音。但在你嗤之以鼻之前，你必须体会到这些孩子是多么急迫地想要逃离他们的阶层而向上爬。如果一点口音的修正是他们登一格梯子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就去做-----他们说。

玛雅农业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原产墨西哥的作物---特别是玉米和位居第二的豆类。对古代玛雅人遗骨做同种型分析后推断出无论是特权阶级还是平民，玉米占玛雅人食物结构的70%。他们饲养狗、火鸡、番鸭，和一种不叮人的蜜蜂。最主要的野味则来自于狩猎得到的鹿，在某些地方还有鱼。玛雅的考古地点发现的极其少量的动物尸骨说明玛雅人所获得的肉类是很少的。鹿肉则是供特权阶级享用的佳肴。

以前许多人认为玛雅农业基于火耕（也被称为焚林农业）。森林被清除焚烧后，他们开始播种，耕种一年或几年一直到土壤养分耗尽。接着是十五到二十年的休耕期，一直等到野生的植被重新恢复土壤养分时再复耕。因此不管在任何时候，焚林农业系统中总是有一些需要休耕的土地，而够使用的土地只能支持中等密度的人口。根据房屋基石数来估算，考古学家们吃惊地发现古代玛雅人口密度远高于焚林农业所能够支持的人口程度。虽然对这些数字存在着争议，并且地区间存在着差异，实际值仍从250到750人不等，甚至有可能达到每平方英里1500人（作一个比较，即使在当今人口密度最高的两个非洲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人口密度也不过为每平方英里750人和540人）。所以古代玛雅文明一定存在一些产量超过传统焚林农业的生产方式。

许多玛雅地区设计了用于提高产量的农业系统。比如为了保持土壤养分和湿度在山坡上采用梯田耕种，建造灌溉排水系统和纵横交错的运河，对土地进行排流或者堆肥。后面三种农业系统就像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证明了的那样，尽管耗费大量的劳力，却能提高食物生产，从而奖励劳工。这包括了挖掘运河，排流沼泽地，在运河两旁的田地上覆盖从河里捞起来的水葫芦以期加高堤岸。这些方法为用来防止土地再次被水淹没。而除了从田地里收获作物，农民们还在运河里养殖野生鱼类和乌龟（或任其生长）作为另一食物来源。尽管如此，在玛雅的其他地区，如被广泛研究的科潘和提卡尔并没有太多梯田耕种、灌溉排流、堆肥或排水耕作的迹象。这些地方的居住者可能用考古无法发现的方法来提高食物的生产。如护根，引洪灌溉，减短田地的休耕期，和增加土壤来恢复土地原有的肥沃程度。或者更为极端地完全忽略休耕期，每年耕作，在潮湿的地区一年种植两种作物。

在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如现代的美国和欧洲社会，可分成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寄生于农民不从事耕种但消耗食物的官僚和士兵。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农民们需要耕种足够的剩余食物，不但用于自身所需，而且还要去满足其他消费者。所以，不从事农业生产消费者的数量取决于社会的农业产量。在今日美国高效的农业系统中，农民们只占我们人口的2%，但每个农民却可以养活平均125人。这个数字包括了美国的非农人口，以及美国农作物出口海外市场的人口。即便在古埃及，虽然农业系统比起现代机械化农业更为低效，每个埃及农民仍然能生产5倍于本人及其家庭所需的食物。

玛雅社会里务农的人占总人口70%的原因是其农业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蛋白质产量低。作为主要作物的玉米比起旧大陆的大麦和小麦含有更少的蛋白质成分。上面提到极少数的几种供食用的牲畜家禽比之旧大陆的母牛、绵羊、猪和山羊，产肉量更低；与（除了种植玉米、土豆、藜谷和其他作物，再加上以骆马为肉类的）安第斯农民相比，玛雅人所依赖作物的范围小。而比起中国和欧亚西部的农民，玛雅作物的种类就更少了。

另外一个局限是玛雅的玉米农业比起阿兹台克的“奇南帕斯”（chinampas）(一种高产的堆肥农耕方式)或者与欧亚大陆由动物犁耕的田地相比在生产强度和产量上都稍有逊之。再者，玛雅潮湿的气候使得超过一年以上储存玉米更为困难。相比之下，生活在美国西南部气候干燥的阿纳萨基人的玉米可以储存三年。最后，同拥有驼马的安第斯印第安人或是旧大陆拥有牛、马、驴和骆驼的农民相比，玛雅人没有可由牲畜驱使的运输或犁耕方式。所有地面运输方式都通过脚夫背运。

当军队外出作战时，他们需要脚夫背负大量的玉米补给，其中一部分在出征时被脚夫食用了，而回程时又耗费掉另一些，所以只剩下一部分供军队食用。征程越长，所剩余的可供脚夫食用的食物就越少。如果征途超过几天到一周，无论是用脚夫运送玉米直接供应，或者间接通过市场交易转运的运输方式都变得很不经济。中等程度的农产量和驮畜的缺乏严重地限制了他们作战的距离和时间长度。

我们往往习惯地认为军事的胜利取决于武器的优良，而非食物供给。但新西兰毛利人的例子清晰地说明了食物供给能对军事胜利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毛利人属于波里尼西亚人，最早定居于新西兰。他们之间虽然传统争战频繁，但往往只局限于相邻部族。中等产量的农业和其主要作物---地瓜，限制了他们作战的规模。对于一支长距离和长时期征战的军队来说，在田地上种植地瓜是远远不够的。当欧洲人来到新西兰时，他们带来了土豆。约于1815年始，（由于土豆的广泛播种）毛利人作物的产量极大地提高。他们开始能够生产足够的用于供应军队作战几周的粮食。其结果是在毛利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五年里，即从1818-1833年，那些从英国人那儿取得了土豆和枪炮的毛利人开始出征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攻击那些还没有土豆和枪炮的毛利人。

<上>

在我的双胞胎儿子十岁和十五岁时，我们全家到东非旅行。东非人民的友善，对孩子们的热情，以及他们色彩艳丽的服饰和众多的人数让我们倍受感染。抽象地阅读到“人口爆炸”和每天亲身遇到一排排站在路边的非洲儿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会。这些非洲儿童里有许多与我儿子们一般大小，他们向经过的旅游车上的游客讨要一支上学用的铅笔。

东非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这些孩子们的存在加速了东非人口增长率：肯尼亚近年来人口增长率达4.1%，其人口将在17年内翻一倍。东非的人口问题往往被认为是“马尔萨斯的”。1798年，英格兰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名著。他有争议地提出人口增长往往会超过食物供给增长的速度。推理依据是人口以指数方式增长而食物供给却以算术方式增长。所以，除非由于饥荒、战争、疾病的原因，或者因为人们有选择地做预防（如避孕或者晚婚），人口的增长才会停止；日益增长的人口将不留剩余地耗费掉所有的食物。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然广为流传：如果不控制住人口增长， 仅靠单纯的增加食物供给来提高人类的幸福终将流于失望----马尔萨斯如是说。

对于这一悲观看法的有效性一直存在着争议。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现代国家通过自愿的方式急剧降低了他们的人口增长（如意大利和日本）。有的则通过政府下命令进行人口控制（如中国）。然而，现代卢旺达却证明了马尔萨斯理论中最坏假设的正确性。

近几十年，卢旺达及与其毗邻的布隆迪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成了人口众多和种族灭绝的同义词。它们是非洲众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密度居第三位的国家， 而卢旺达的平均人口密度是则是尼日利亚的三倍，是邻国坦桑尼亚的十倍。卢旺达种族灭绝死亡的人数居1950年以来全世界种族灭绝死亡人数的第三位，这一数字仅次于1970年在柬埔寨和1971年在孟加拉发生的屠杀。布隆迪的种族灭绝虽然在规模上稍逊于卢旺达，“仅”有几十万人，这却也足够把布隆迪的死亡人数排到自1950年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种族灭绝死亡人数的第七位，如果按照死亡人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来计算，布隆迪则排到全世界第四。

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灭绝是与不同种族间的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试图了解种族暴力以外的原因时，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种族灭绝产生的背景、前后的历史，及一般的解释。

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包括两个主要族群：胡图族(Hutu)（原先占人口85%）和图西族(Tutsi)（原先占人口15%）。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族群传统的经济作用并不相同：胡图族主要从事农耕，图西族则以游牧为主业。德国（1897年）和比利时（1916年）殖民统治时期，出于图西族人肤色较浅，外表接近欧洲人的原因，殖民政府方便地认定图西族人在种族上优于胡图族人，于是通过图西族来进行间接统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比利时人规定所有的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区分开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一举措急剧地加速了已有的种族差异。卢旺达和布隆迪于1962年独立。在即将独立之际，胡图族人开始通过抗争来推翻图西族人的控制，以期取而代之。小规模的暴力逐渐升级成图西族和胡图族间不断扩大的屠杀旋流。（其后政权几经交替，内战纷争）

通常，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灭绝事件被描述成强硬的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煽动早已存在的种族仇恨。就像人权观察出版的一本叫《无人讲述的故事：卢旺达的种族灭绝》里总结的：“种族灭绝并非是由于自古存在的部落间的仇恨引发不可控制的暴怒，而是现代特权阶级深思熟虑的选择。他们通过煽动仇恨和恐惧来巩固其权力。为了阻止卢旺达内部日益壮大的政治反对势力，这一小簇特权群体首先让大多数人来反对少数人。然而面对着对手在战场上和谈判桌前的胜利时，这一小簇当权者将原先分而治之的策略变为种族灭绝。”

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差异并非如通常描述的那样清晰，这两个群体讲同一种语言，在相同的教堂祈祷，在同一间学校上学，同一家餐馆进餐，受同一个酋长领导，住同一个村落，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互相通婚，而且在比利时人引进身份证之前有时还会改变自己的种族身份。大约四分之一的卢旺达人的曾祖父母同时有图西族和胡图族人。

（胡图族和图西族融合后的）过渡层级在1994年的屠杀中产生了数以千计的个人悲剧。胡图族人试图用金钱贿赂那些杀人者来保护他们图西族的配偶、亲戚、朋友、同事和保护人。1994年，卢旺达社会中这两个群体间的冲突是如此错综复杂。医生杀死他们的病人，病人杀死他们的医生，老师杀死学生，学生杀死老师。

如果我们相信种族灭绝不过是由于政客煽动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仇恨而最终导致种族灭绝，那么特别让人不得其解的是在卢旺达西北部的一个社区里，除了一个人是图西族外， 其他都是胡图族人。即便这样，胡图族人与胡图族人之间大规模的屠杀仍然发生了。虽然稍低于卢旺达总体的百分之十一，死亡率估计至少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不考虑种族上的因素，在这一胡图族的社区里是什么造成百分之五的社区成员被杀害？随着1994年种族灭绝的持续，在卢旺达的其他地方，图西族人口开始减少，而胡图族人也开始自相攻击。所有的这些事实表明了为什么在考虑了种族仇恨这一因素之后，我们仍需要寻找其他原因。

<下>

让我们先考虑前面提到过的卢旺达高人口密度的特点。在欧洲人到达之前的十九世纪，因为中等程度的降雨量和相对于疟疾和孑孓蝇而言过高的海拔，卢旺达和（布隆迪）已经有密集的人口。随后卢旺达的人口持续增长，尽管不乏上升和下降，年平均增长率仍超过百分之三。到1990年时，尽管有前几十年的杀戮和大规模的流放，卢旺达的平均人口密度仍有每平方英里760人，高于英国的610人，接近荷兰的950人。但是英国和荷兰使用相当有效率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仅占总人口几个百分点的农民就能够生产供应给所有人的食物。相比之下，卢旺达的农业效率低、没有机械化。农民们使用手锄、十字镐和镰刀；大多数人只能务农，产量很少，往往没有足够的剩余来供应给其他人。

独立后卢旺达的人口继续增长。然而农业仍然依靠传统耕作方式，没有实现现代化，更缺乏引种更高产的作物种类；农业出口没有扩大，国家也没能够建立更有效的生育计划政策。相反的是，为了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森林被成片的砍伐；为了取得新的农地，湿地被排流，休耕期被减短，同一块地一年收获两到三次。当人口和农业产量同时增长时，1966年到1981年按人头计算的食物产量首先是增加了，然后又降到60年代早期的水平。更确切地说，这就是马尔萨斯的两难境地：虽然有了更多的食物，人口也多了，所以按人均计算还是没有提高。

我的朋友们1984年访问卢旺达时就预感到一场酝酿中的生态灾难，整个国家看起来就像一个家庭花园和香蕉种植园，即使坡度很高的小山坡顶上也被用来耕种。而最基本的用来减少水土流失的方法亦没有被使用。比如说他们耕种梯田按山势上下犁耕，而并按照地形；不同的庄稼之间留出一片空地而不是种植休耕地用的植被。这些做法的后果是水土大量流失，河流冲刷走大量的泥土。有个卢旺达人写信告诉我：“农民们早晨醒来时发现他们整片农田（或者至少是地里的表层土壤和庄稼）在一夜间被冲走，而与他们相邻的农田和石头被冲下来，覆盖了他们的田地。” 大规模的砍伐森林导致了河流的枯竭，和更多的不规则降雨。到80年代末，饥荒重新出现。1989年，由于区域和全球气候变更与当地滥伐森林这两个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大规模的干旱，食物严重缺乏。

卡纳马有富饶的火山土壤，这个地方的人口密度甚至比在人口稠密的卢旺达的当地标准还要高：1988年，每平方英里为 1740人；1993年上升到2040人（这个数字甚至高于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农业国孟加拉国）。高人口密度意味着人均农田面积的减少：1988年农田面积的中间值为0.89英亩，199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0.75英亩。每一份农田再被平均分成10个不同的小份地，农民们在这些极其荒谬的小份地上耕种：1988年为0.09英亩，1993年下降到0.07英亩。

因为所有土地都已经被占领，年轻人在结婚、离开家庭、取得农地和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方面都遭遇到困难，越来越多的是年轻人们延迟了结婚时间，继续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在安得略和布拉特调查的266起冲突中，土地争端是大多数矛盾的本源。如果不是直接由于土地引起的争端，大多数丈夫、妻子、家庭或者个人的争执往往源于某一桩土地争端。这些争端破坏了传统卢旺达社会结构中的和谐度。

日积月累和不断加剧的冲突是1994年大屠杀的时代背景。虽然在1994年前，卢旺达暴力和盗窃事件已经开始升级，尤其是在那些饥饿的，没有土地，没有农田收入来养活他们的年轻人中。比较卢旺达不同地区21至25岁人口的犯罪率，大多数区域间的差异与人口密度及按人计算的卡路里可供给程度在统计上存在着相关性：高人口密度和饥饿往往与犯罪联系在一起。

最后，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所以人口压力会自动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种族灭绝。对那些认为马尔萨斯人口压力和种族灭绝之间不存在必要关联的观点，我会说：“这当然是正确的。”人口居住密集的国家并不一定产生种族灭绝，如荷兰和多种族的比利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卢旺达高。相反地是，在人口并不密集的情况下，种族灭绝仍然有可能产生，正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样。

我的总结是人口压力是卢旺达种族灭绝幕后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尔萨斯的最坏假设偶尔可能也会出现。而卢旺达则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案例。人口过剩，环境影响和气候变更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并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不久之后，这些问题将会找到一种疏解方式。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就有可能会像卢旺达那样，通过我们不能控制的方式来得以发泄。

“马尔萨斯危机”这个名词抽象且没有感情。它失败地激起几百万卢旺达人曾经做过或者曾经遭受过的恐怖、野蛮、僵冷的细节。让我们把最后这几句话留给一位观察者，也是一位幸存者。

“所有的这些将要被杀死的人拥有土地和奶牛。当这些土地和奶牛的拥有者死后，总会有人得到它们。在一个贫穷和人口日益过剩的国家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忽视的诱因。”

这位幸存者是一位图西族的教师，他幸存下来是因为当杀人者到他家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时，他正好不在家：

“那些不得不让孩子赤脚上学的人杀死了那些买得起鞋子的人。”

大英百科终于提心吊胆地连载完了。谢谢菩萨没有派激动人士抡正义大棒打我。谢谢神灵。谢谢人民。